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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佳艺文志 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

2026-08-30 19:59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群中的代表窟群。西晋时期称作“仙岩寺”,十六国前秦时正式名为“莫高窟”。修建在距离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坐西朝东,面对着三危山。洞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南北长约2公里、高约40到50米的崖面上(图1)。

  关于莫高窟的开凿年代和开凿历史,史籍中没有记载。但是在莫高窟第159窟前室北壁有一块晚唐时期的墨书题记《漠高窟记》中,记载了莫高窟开凿于西晋末年;在莫高窟第332窟前室发现图1莫高窟外景一、莫高窟的开凿的武周圣历元年(698)所立《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上,记载了沙门乐僔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修建了第一个洞窟。另外,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P.2691文书《沙州地志》中记载了莫高窟始建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学术界一般都认同366年的说法。

  在乐僔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之后,又经过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又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前后共经历了十一个时代,一千多年时间。

  窟群分布的崖面全长1.6公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洞窟绝大多数都有壁画和塑像,共计492个洞窟(图2),北区250多个洞窟都是没有壁画和塑像的(图3)。现存洞窟壁画的面积约4.5万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还有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5座。

  有学者研究发现,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是从中原来到瓜州任刺史的东阳王元荣所修;莫高窟北周第428窟是从中原来敦煌任职刺史的建平公于义所修建。根据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藏经洞文书的记载,我们知道了莫高窟有很多家族开凿的洞窟,如张家窟、李家窟、翟家窟、阴家窟、索家窟、曹家窟等。敦煌历代的地方官、世家大族、普通民众都曾在莫高窟修建洞窟,因此莫高窟是中国古代敦煌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敦煌石窟的建筑包括石窟建筑、石窟外面保存下来的木构建筑实物和洞窟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三种类型。绵延2公里的山崖上如蜂窝状的洞窟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风景,这是经过一千多年的精心打造才完成的宏伟巨作!洞窟壁画中又为我们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建筑类型,让我们在古代汉式建筑遗存缺乏的今天,依然可以领略古人建筑的智慧和技巧!

  敦煌石窟在长期的开凿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石窟形式,有中心塔柱式石窟、窟内开一龛或者多龛供僧人坐禅用的禅窟,方形覆斗顶的石窟,殿堂式的石窟或者大像窟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时代特征。

  中心塔柱窟:又叫中心柱窟、塔庙窟,来源于印度支提窟,也就是在石窟中供奉佛塔(图4)。这种洞窟形制是莫高窟早期洞窟中非常流行的洞窟形制。洞窟主室中央偏后凿出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塔柱,塔柱周围窟顶为平顶,柱的四面开龛塑像,四壁和窟顶都绘有壁画,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中心塔柱之前的窟顶为仿汉式建筑的中间起脊两面斜坡的人字披顶。

  殿堂窟:可分为两类,一类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的窟形,主室平面呈方形,正壁开龛塑像,四壁和窟顶都绘壁画,窟顶大多为覆斗顶(图5)。斗是我国古代量粮食的器具。由于整个窟顶如倒覆之斗形 , 故称为覆斗顶。此类窟形在敦煌石窟的建造历史中自始至终都有。另一类殿堂窟,洞窟主室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坛后都有一道连接覆斗顶的背屏。彩塑群像高踞于佛坛之上,信徒可围绕佛坛观像礼佛。此类窟形到中唐开始出现,盛行于五代、宋,又叫佛坛窟。

  禅窟: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此类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发展变化而成,禅窟主室为长方形或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正对着洞口,供坐禅修行观像之用;正壁和其余三壁及窟顶绘壁画,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修行者在内坐禅修行(图 6、7)。另一类为纯粹的禅窟,此类禅室均无彩塑和壁画,仅供修行者坐禅修行。

  大像窟:因窟内塑巨大的佛像而得名。大像窟洞窟高耸,主室平面方形,上小下大,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通道。前壁上、中部各开一大型明窗,以供采光之用。窟外建多层木构窟檐(图8)。

  涅槃窟:也称“卧佛窟”,洞窟主尊佛像为涅槃像。莫高窟第148窟和第158窟均是唐代修建的涅槃窟,窟顶分别为券形和盝形顶。在洞窟后壁有一个1米多高的通长大台,台上又有一个高出十多厘米通长小台,形如卧榻,石胎泥塑佛像侧卧在上方。第148窟卧佛像身长14.4米,第158窟卧佛像身长15.8米(图9)。

  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主体,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崖壁上,并不适合雕刻,所以除了两尊高达二三十米的大佛像和两尊卧佛像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塑像均为木胎泥塑像。其基本的制作过程,是先用木头制作成人体骨架,然后在上面绑上苇草,草外先敷粗泥,再敷细泥,然后涂抹光滑后涂上白粉,最后彩绘成像。

  敦煌彩塑从十六国北凉开始,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直到清代,历时千余年。目前保存下来的彩塑有3000多身,其中圆雕2000多身,浮塑1000多身。保存较为完好的原作1400多身,其余部分都经过后代的重新赋彩或重塑。像莫高窟这样,保存塑像数量之多,延续年代之久,技艺之精湛,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敦煌石窟塑像的风格在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早期洞窟多为中心塔柱,西魏以后出现了覆斗顶窟,这一时期的塑像主要是在中心柱四周和西壁龛内塑佛、菩萨像,如弥勒像、释迦坐像和释迦多宝并坐像等,北周出现了弟子造像。也有一些附属的影塑,如飞天、供养菩萨,以及龛楣上装饰的交龙和神王、龙头等柱头装饰。北凉塑像带有浓厚的西域犍陀罗风格,面相及四肢圆润,衣物紧贴身体,这种衣纹特色可以用画史文献中的“曹衣出水”来形容。到了西魏时期,塑像造型潇洒秀丽,称“秀骨清像”,衣饰为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样式。

  隋唐时期大约300余年时间,洞窟形制大多是覆斗顶窟,一般在洞窟西壁开佛龛,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少则三五身,多则达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释迦牟尼、弥勒和阿弥陀佛、释迦多宝并坐像,还有三世佛和弥勒三会说法像。两侧的弟子、菩萨、天王、历史以及供养菩萨。唐代还出现了大像窟和涅槃窟,属于特定的主题。隋代早期塑像以倚坐像为主,开皇年间出现了立像和结跏趺坐像,中期以后造像数量开始增加,还出现了体积感极强的巨型佛像,塑像风格受到印度马图拉和北齐造像风格的影响。唐代莫高窟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依崖面开凿的巨大弥勒像就开凿于武则天时期,第45窟(图10)、322窟等精美的群像也是唐代的杰作。

  到了五代、宋、西夏、元代,莫高窟的塑像承袭了晚唐时期出现的背屏式中心佛坛窟,而且洞窟规模宏大,因为这类洞窟都开凿在洞窟下层,塑像遭到破坏。莫高窟宋代第55窟中心佛坛上塑弥勒三会说法像,除了弥勒佛外,还有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十多身。

  佛教彩塑是静态的群体塑像,主尊两侧多是左右对称的立像,难免呆板、僵直或者形式化。然而,塑匠们懂得怎样于静中求动,用形体、手姿和色彩在不变中求得变化。如对在佛左右两侧对称站立的弟子大多都是一个倾斜上身,一个直立,菩萨屈膝扭腰、裙带飘逸,天王和力士则以愤怒的表情和剧烈的形体动作来体现其护法者的职能。

  壁画是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高窟现存壁画约4.5万多平方米,是一座博大精美的民族壁画艺术宫殿。

  根据段文杰先生的分类方法,敦煌壁画的题材大体可以分为佛像画、故事画、传统神话、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七类。

  (1)佛像画:指的是描绘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如佛、菩萨、天龙八部等像。佛像有: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七世佛、十方诸佛、贤劫千佛等。菩萨像包括: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等。天龙八部:天王、龙王、药叉、乾达婆(飞天)、紧那罗(飞天)、阿修罗、迦楼罗、摩侯罗伽等。

  据统计,敦煌莫高窟中保存下来的佛像有一万二千二百零八身,还有说法图九百三十三铺。

  (2)故事画:是指以佛经为依据的独立的连环画,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

  佛传故事主要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涅槃,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发生的故事。莫高窟早期石窟中的佛传故事主要表现的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和某个片段,如出游四门、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等。北周时期才出现完整的佛传故事画。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窟顶的佛传故事画,共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涅槃的80多个故事,前后衔接,连通一气,是我国现存早期最完整的传记性连环画。

  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佛传故事画以屏风画的形式表现,故事情节多达130多个,在原有的故事情节前后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使得佛传故事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加中国化了。

  本生故事主要描绘释迦牟尼前世或者前若干世的善行。主要有九色鹿王本王割肉贸鸽、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须阇提割肉奉亲、善事太子入海求珠等20余种。

  因缘故事描绘的是佛陀劝化众生的故事。比如沙弥守戒自杀、五百强盗成佛、微妙比丘尼苦难遭遇、波斯匿王丑女变美、象护乘金象入宫赴宴、恒迦达偷衣范王法等十多种。故事情节丰富,内容多样,有的还极富生活情趣。

  (3)传统神话题材:在敦煌北魏和西魏部分洞窟窟顶中,描绘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开明、飞廉、雷公、礔电、羽人等20多幅中国传统神话题材的壁画。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流传较早的神话人物,远古时代的传说中就有西王母,中国汉代墓葬和画像石中也描绘了大量的西王母形象。《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有:“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志厉及五残。”可见西王母是一个混合形象。《神异经》中记载的东王公:“居住在石洞里,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可见东王公也是鸟混合的形象。随着时代发展,到了汉代,西王母就变成了“雍容和平的妇人”形象,东王公也成了锦绣冠服的帝王形象,敦煌石窟中生、萨埵舍身饲虎、月光王施头、尸毗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亦是如此。

  伏羲、女娲也是中国远古传说中创造人类的神。敦煌壁画中的女娲头束高髻,身穿大袖襦,上身为人,下身为蛇。伏羲手中持矩,胸前月轮内画蟾蜍。女娲手持墨斗,胸前日轮内画三足乌。

  (4)史迹画:敦煌壁画中表现佛教传说与传播历史的壁画,如“张骞出使西域图”“阿育王拜塔”“吴淞江石佛浮江”等,多取材于对各个高僧、圣迹的记载,以及《法显传》《大唐西域记》《西域传》等文献。

  敦煌壁画中的佛教史迹画主要有佛教历史画、感通故事画、瑞像图、高僧事迹、佛教图经等类。

  表现佛教传播历史的绘画,如初唐第323窟北壁所绘“张骞出使西域图”“昙延法师祈雨故事”“阿育王拜尼乾子塔”等故事。以神异、灵变和感应事迹为题材的壁画称作感通故事画,如莫高窟第323窟“释迦浣衣池”“释迦晒衣石”“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金像”“康僧会感应故事”等。还有一些表现的是天竺、中原等地传说的“灵异”故事,数量最多,多绘制于中晚唐、五代、宋初的洞窟内,位置在佛龛盝顶或洞窟甬道顶部。如“摩伽陀国放光佛瑞像图”“犍陀罗分身瑞像图”“酒泉郡释迦牟尼佛瑞像图”“于阗国牛头山瑞像”“摩伽陀国释迦并银菩萨瑞像图”“舍利弗与毗沙门天王决海故事画”等。“刘萨河瑞像”“佛图澄幽州救火”“佛图澄听铃声辨吉凶”“安世高故事画”等,都属于高僧的事迹。

  此外还有一种以传播佛教地志为题材的绘画,描绘的是佛教的圣地,如“峨眉山图”“五台山图”等。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敦煌石窟中保存有多幅“五台山图”,其中第61窟西壁整壁绘制的一幅“五台山图”,长13.45米,高约4米,蔚为壮观。这幅壁画是根据唐代五台山的真实地理位置和现实生活绘制,详细描绘了从山西太原途径五台山到达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的地理形势、山川景色以及风土人情,再现了一千多年前五台山的宗教建筑和当时的风土人情。壁画中描绘了大量的古代佛教建筑,高僧说法、信徒巡礼、历史遗迹和灵异现象,其中的一些寺院在史籍中都有记载,有些建筑至今都还存在。

  (5)经变画:即佛经的变相,按照一部佛经而绘制成的大型的经变图。莫高窟的经变画开始于隋代,兴盛于唐代,五代及以后继承发展。

  隋代是敦煌壁画题材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出现了一些小型的,而且尚未形成固定模式的经变画,如《维摩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涅槃经变》《药师经变》等,是经变画的雏形。

  到了初唐时期,经变画在长安和敦煌都蓬勃发展起来了。敦煌的经变画几乎完全是按照长安寺院经变画的布局来绘制。到了贞观年间,莫高窟出现了大型的经变画,如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的《阿弥陀经变》面积达到18平方米。此后,经变画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多种经变画共绘一窟的情况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敦煌石窟中的经变画约有30多种,一千多幅。唐前期的经变画形式多样,主题突出,色彩灿烂,到了唐代晚期,题材更多,除之前所列经变画题材外,还增加了《文殊变》《普贤变》《地狱变》《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变》《不空绢索神咒心经变》《父母恩重经变》《梵网经变》《观音经变》《思益梵天所问经变》《密严经变》《炽盛光佛陀罗尼经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等题材。

  敦煌石窟除了石窟本体和5座唐宋木构窟檐建筑之外,在壁画中也描绘了数量巨大的古代建筑图景,记录了从北凉至宋、元时期各时代的建筑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史画卷。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建筑历史,但保存下来的建筑实物极少,唐代的木构建筑屈指可数,而至今尚未发现隋代之前的建筑实物,所以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建筑画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敦煌隋唐洞窟壁画中描绘的建筑最为精美,既有城堡、宫殿、寺院、民居等建筑群,也有殿堂、楼阁、城墙、城楼、城门、塔、门阙、桥梁、坟墓、草庵、旅店、牢房等单体建筑,表现了建筑的很多细节,如屋顶、屋脊、屋檐、斗拱、门窗、台阶等,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技法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从北凉到北周的100多年间,是敦煌石窟的早期阶段,从石窟形制到塑像和壁画风格,都有显著的外来影响。绘画技巧粗犷、稚拙,壁画中间穿插的殿堂、佛塔、民居等建筑类型,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汉魏风格。隋代虽然只有短短的30多年,但是开凿的石窟数量却非常多,可谓历代开凿石窟数量之最,壁画中出现的佛寺等建筑形象,大多以一殿二楼或一殿二堂的组合形式来表现寺院群落。唐代在莫高窟开凿了200多个洞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风格。初唐时期随着西方净土思想广泛流行,西方净土经变中出现了简单的寺院建筑,而且这种在经变画中融入寺院建筑的组合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壁画中。

  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中,画面满布亭台楼阁,周围环绕一圈回廊,中间画七宝池水和乐舞露台,组合成中轴对称、多进院落的布局,庭院严谨而开阔,殿阁巍峨而有序。

  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画中的建筑是敦煌壁画建筑画的代表作之一(图11)。居中对称的布局形式,在群体组织上强化了佛国世界的庄严、宏大的气氛。画面正中为二层佛殿,佛殿后回廊前折形成了一个“凹”形后又各作东、西折延伸出去,在左右两侧各配置楼阁和高台。建筑群落前面为水池和平台以中轴对称形式描绘,中轴线上一座,左右各一座,以小桥相连。画面中林立的楼阁建筑均是用红色巨木作为木构架的檐柱,建筑的重量主要通过梁架和檐柱来支撑,这种木结构承重设计也是唐代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宫殿居中画主尊阿弥陀佛与四胁侍菩萨,两侧平台上分别绘观音和大势至为首的菩萨列像。建筑群中部为二层佛殿,左右两侧配置楼阁和高台。殿堂、楼阁、经藏、碑亭、回廊、平台等井然有序,池水荡漾,显然是一幅理想的寺院规划图。

  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自然山水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记载,3000年前的周王室就曾把山岳图形画在礼器和国王的冕服上,以表示对自然神的崇拜。秦代首次将山岳、河流绘成地区,东汉墓葬和祠堂中发现了星宿、山川的图形,足见中国人对自然和山水的热爱由来已久。

  敦煌石窟壁画中保存的山水画面数量巨大,从北朝一直延续到元代,是中国中古时期一千多年间山水画的典型代表。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图像主要以佛教内容为中心,作为装饰和人物活动的背景来描绘。不同历史时期,山水画的表现方式和风格也各不相同。从北朝至隋代的200年时间是敦煌石窟开凿的初期,山水画主要作为佛教故事的背景出现,以山林景物和狩猎场面为主,最大的特点是山峦平列,用小山堆表现高山,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山水画兴起的时代,这时著名的画家如顾恺之、戴奎、宗炳等都擅长山水,但是他们的画作到唐代就很难看到了,而敦煌壁画中的山水图像,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真实的山水画资料,从中可以品味中国山水画发展初期的样貌。

  唐代前期出现了在整面墙壁上绘制大型经变画的风气,为山水创作提供了新的空间,出现了气势宏伟的全景式山水画(图12)。画面的色彩由装饰性转变为色调统一的青绿山水,造型有山峰、断崖、沟壑、河流、泉水等多种山川形态,还同时描绘了很多品类的植物。不仅山水画画幅增多,而且在技法上越来越成熟,对山、石、树木的刻画细致入微,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对空间的处理也表现出一定的远近关系,尤其是通过山水景物宏大的空间来烘托出佛国境界。

  中唐以后,山水画在青绿山水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水墨特征,同时,屏风式壁画兴起,以屏风为空间的独立山水画出现。到了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第61窟巨幅《五台山图》以山水画为主体描绘,是莫高窟之前的壁画中所没有过的新形式。西夏继承了曹氏画院传统,山水画风格更加简淡,但是到了元代,山水画出现了新的高潮,榆林窟第2、3窟中出现了规模宏大、技艺精湛的水墨山水(图13),与唐初青绿山水风格截然不同。

  中国素来有“衣冠王国”的美誉,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敦煌石窟壁画和塑像中的各种人物形象所穿戴的服饰,展现了从北朝到宋、元、西夏时期中国古代服饰的珍贵资料,时代跨越千年。除佛、菩萨、金刚力士及诸天人所穿服饰外,供养人像、故事画、经变画中的僧俗人物的服饰,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服饰特色的珍贵宝库。

  敦煌北朝石窟壁画中胡服与汉装并行,汉人以衣胡服为时尚,胡人又以汉装为潮流,构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主旋律(图14)。敦煌壁画中出现了具有南朝士大夫风采和骑士胡服于一身的国王和官吏,例如头戴通天冠、身着袍服、手持塵尾的国王,还有头戴小冠、身着袍服,佩假两的国王和官吏等。北朝妇女常服以上襦下裙的汉装为主,重视梳发髻。还出现了来自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各种服饰,如莫高窟第257窟壁画中的西域王后就着龟兹装。

  隋代国祚虽短,但在服饰的发展中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壁画和塑像的人物服饰突出表现了这一时期服饰向奢华盛装过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汉化成为主流,服饰风格色彩绚丽、衣冠华美。北朝平民男子的常服袴褶演变为大褶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广为流行。女性襦裙和发饰也多有变化。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深受中原地区影响,又有来自西方的风格,可谓兼收并蓄,东西融汇。从天子王侯、文武官员到平民百姓,各个阶层的服饰都在壁画中有所表现,是记录唐代服饰礼制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此时期的壁画中还展现了各国、各民族的服饰,集中反映了中古时期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服饰风情。此类壁画和雕塑中还以各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丰富而精美的丝织品质料和绚丽多姿的织锦和纹样,再现了唐代高超的织绣印染技艺和富丽堂皇的风格。

  从壁画服饰中还可以看出,唐代社会环境宽松,思想较为开放。女性参加社会活动非常活跃。民间妇女组织结社活动,贵族妇女可以骑马出游、打猎、拔河、下棋、打马球,着男装等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唐代女性还爱好化妆,化妆很讲究时尚和方法,比如红粉妆、画眉和花钿妆等(图15)。所使用的化妆品是汉族传统技术与西域化妆品的融合、改良以后的新产品,色彩更加艳丽,令女性妆容精致而绚丽。

  壁画中的人物有男有女,有白发苍苍的耆老,也有青春年少的青少年,还有怀抱的婴儿;有穿冕旒衮服的各族帝王,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可谓是各时代社会的缩影。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曾经有多个民族和往来人群在这里聚集,所以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又以汉民族服饰为主,同时又呈现出西域及周边多民族服饰文化并存的现象(图16)。随着佛教在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传播和贸易交流,这些地区的服饰风尚也传入了敦煌,不但有外国僧侣及商人,还有很多汉人着胡服,胡人着汉服的形象。

  敦煌石窟壁画以佛教经典和佛教故事为主体,但又融入了丰富的民俗风情。这些画面实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折射,却在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了解中国古代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不同历史时期又有各自不同的民俗风情。可以说,敦煌石窟就是一座民俗史博物馆,从北魏至北宋的700余年间的中古民俗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壁画上,揭示了中国古代民俗发展的轨迹,透露出民俗演变的过程,很多已经消失的民俗,都可以在壁画中找到一些踪迹。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民俗场景并不独立成篇,而是经变画、故事画中的一个情节。魏晋南北朝石窟壁画中的民俗画面较少,主要以表现佛传故事和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为主,情节和画面较为简单。唐代初期,随着中国佛教的逐渐世俗化,在经变画中出现了情节丰富的民俗画面,主要表现在“弥勒经变”中的婚嫁图(图17)、老人入墓图(图18)、一种七收图,以及“法华经变”中的观音普门品、观音经变等故事画中。到了晚唐至宋代,更多的经变画中描绘民俗场景,如“维摩诘经变”中妓院、酒肆、赌场,“楞伽经变”中的歌舞百戏、陶工、猎户、肉铺等,还有如“父母恩重经变”“地狱变”“十王图”等,内容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

  飞天就是在佛国天空中飞翔的天人。天,在佛教中不仅指天国、天宫,还指的是对神的尊称,如,吉祥天,鸠摩罗天等。佛经中称飞天为“乾达婆、紧那罗”。乾达婆(Gandhanra)意为天歌神,紧那罗(Kinnara)意为天乐神。他们往往同时出现,演奏乐器或者吟唱美妙的歌声来娱乐佛。

  飞天是佛教造型艺术,它从印度经过西域传播到中国内地,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飞天形象。汉语中的“飞天”一词,最早出现在东魏《洛阳伽蓝记》中:“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飞天形象进入中国之后,着重强调了其音乐舞蹈属性,因此中国飞天的服饰、舞姿都受到当时中国社会舞蹈的影响。

  敦煌莫高窟中有270多个洞窟中绘飞天4500多身,加上敦煌其他石窟,飞天的数量达到6000身左右。莫高窟第130窟绘有最大的飞天,身长约2米,而最小的飞天形象只有5厘米左右。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绘制在窟顶、人字坡、龛顶、佛像背光、说法会等位置,又有童子飞天、六臂飞天、裸体飞天等多种形式,根据功能还可以分为伎乐飞天、散花飞天、供养飞天等。

  按照时代来看,不同时期的飞天造型也各不相同。北凉飞天古朴雅拙、憨厚可爱,小字脸,凹凸晕染法,具有浓厚的西域风格。北魏、西魏的飞天脸型和体型转为消瘦,即所谓“瘦骨清像”。隋代飞天一改北朝飞天样式,变得更加飘逸和充满活力。唐代飞天是隋代飞天审美的持续发展,多表现为女性柔软的曲线,在升腾、俯仰、屈伸、翻腾的动态中尽显形体美,画工线条功力极高,造型比例适度,技巧熟练(图19)。

  敦煌石窟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书中保存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古代音乐方面的资料。图像方面,仅莫高窟就有230多个洞窟中描绘了音乐题材,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乐队500多组,各种类型的乐伎约4000身,各类乐器44种4500多件。这些图像资料无论在乐器品种、数量、表演形式,还是在时间跨度和延续性方面,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繁荣发展。音乐内容主要有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化生伎乐、药叉伎乐、菩萨伎乐、供养人伎乐、故事画伎乐、经变画伎乐技艺不鼓自鸣乐器等。画工们为了烘托气氛,美化洞窟,尽可能地表现极乐世界的崇高神圣,在洞窟的各个角落都绘制了音乐或者舞蹈形象,使庄严的寺院殿堂显得欢乐,富有生命活力。

  敦煌壁画中音乐图像的形成与印度佛教艺术东传有关,但其自身的发展又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从早期受印度、西域风格的影响,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绘画特色的形成,反映出东西方文化艺术融合的历程和中国民族音乐、绘画艺术的发展轨迹。唐代敦煌经变画的发展受到中原地区寺院壁画风格的影响,壁画中的音乐图像在唐代也进入高潮,经变画中的乐伎体态丰腴,容貌端庄,衣饰华丽,已经是典型的唐代歌舞形象,所表现的音乐内容也是以唐代宫廷音乐为蓝本,以民间音乐为直接的依据所绘制(图20)。

  在敦煌藏经洞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曲谱、舞谱等音乐材料,在一些变文、曲子词以及唱赞作品中也有与音乐相关的材料。还有一些文书中记载了古代节庆日中的音乐表演风俗,可以从中探索出古代乐工、乐僧、音声人等的活动信息。

  以往我们对中国古代舞蹈的了解,主要依据古代舞蹈的诗、词、歌、赋等文字资料,然而,舞蹈是形象的艺术,因此,最具史料价值的,莫过于遗存至今的古代舞蹈形象。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石窟艺术中,通常都保存了丰富的舞蹈形象。有世界艺术宝库之称的敦煌石窟,保存了极其丰富的舞蹈形象。敦煌有壁画和塑像的492个洞窟中,几乎每个洞窟都有舞蹈形象,包括佛国世界的天乐舞和人间的世俗舞两大类。天乐舞包括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化生伎乐、经变画伎乐以及各种护法神,如金刚力士、药叉和迦陵频伽等伎乐。世俗乐舞包括供养人行列中的乐舞场面和佛教故事画中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舞蹈画面。

  早期的舞蹈壁画构图比较单一,多为单身的乐舞表演,人物形象稚拙古朴,体态粗壮,带有明显的印度、西域风格。这一时期是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迁徙规模浩大的时代,同时也是舞蹈艺术大交流的时代,很多西域乐舞传入中原,包括龟兹、高昌、疏勒、安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的伎乐和西域的乐舞等(图21)。敦煌北朝壁画展示的天宫乐舞,主要是为天神歌舞演奏的天宫伎乐、飞天伎乐等,一般画在洞窟的较高位置,姿态各异,变化多端。

  在唐代的表演艺术中,舞蹈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谓中国古代舞蹈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舞蹈名称就多以百计。唐代已经形成自己的舞蹈分类:有按舞蹈风格分类的“健舞”“软舞”,有用于宫廷宴享的宫廷宴乐,有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戏,还有结构严谨的歌舞大曲。舞蹈艺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以舞为乐。

  唐代是敦煌壁画发展的全盛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大铺经变画,画工精美、画幅较大,在洞窟中位置显著,是唐代敦煌的主体舞蹈场面。画面中的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雄豪刚健、节奏明快的“健舞”,也有柔美舒缓的“软舞”,还有长绸舞、腰鼓舞、胡旋舞、胡腾舞等类型,真实反映了唐代舞蹈艺术的繁荣。

  敦煌藏经洞文书中还保存有许多关于唐、五代时期的舞曲名、动作、节奏的字谱,是极其珍贵的舞蹈史料。目前学术界已经整理出《遐方远》《南歌子》《南乡子》《双燕子》《浣溪沙》《凤归云》

  在看到敦煌石窟如此宏伟和震撼人心的塑像与壁画之后,人们自然而然会问,“这么多的洞窟是谁开凿的?数量如此巨大的壁画和塑像都是哪些人造的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看看在敦煌每个石窟中都绘制的,加起来数以千万计的供养人像了。

  古人视凿窟、塑像和绘制壁画为功德,出资凿窟的人可称为功德主。功德主为了祈福祈愿会出资修建洞窟,并在洞窟内绘制自己和家族成员的画像,称为供养人像。

  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大致有三类:一类是集资造窟的供养人画像,出资者每人画一像,像侧榜题框内写上题名,有的洞窟多达1200多身供养人像,这类集资者大多是下层的官吏、僧尼、乡里百姓、画工塑匠等。第二类是“社”成员合资造窟所画的供养人像,出资者都是“邑社”的社人,所造的洞窟称作“社窟”,出资人一般为下层官员、城乡普通百姓,下层劳动者等,如莫高窟第216窟就是“邑社”社人集资建造的。第三类是以一个家族独自建造的洞窟,这类洞窟中,将家族的成员,上自祖父母,下至兄弟姊妹,妯娌、连襟、儿孙、仆人奴婢等全部画在洞窟中,每个人的画像旁边都写上题名,这类供养人像在盛唐以后敦煌地区的王公贵族、地方节度使、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修建的石窟中多见,如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北壁的“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像,甬道南壁有“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像。148窟“弟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凉州左司马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明振一心供养”像。到了晚唐时期,还出现了以出行图表现供养人像的新形式,莫高窟第156窟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南北壁下方分别绘制了张议潮及其夫人宋氏的出行仪仗图(图22)。五代第100窟内绘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夫妇出行图,榆林窟第12窟绘瓜州刺史慕容氏夫妇出行图等。

  图案是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图案在石窟装饰中既独立存在,又是把石窟中的建筑、壁画和塑像连接成统一风格的有机整体。石窟中的图案是以佛教为中心的,几乎填充了石窟中的所有空白。按照图案在石窟中的位置可以分为建筑装饰、服饰装饰、佛具器物装饰和一般装饰四类。装饰纹样的类型又大致可分为花草纹、动物纹、云气纹、火焰纹、几何纹等,每一个种类都有很多种变化形式。纹样的构成方式又有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带状纹样等。

  不同时代的洞窟中,装饰纹样的风格又大不相同。北朝石窟装饰图案初期受到西域影响较多,北魏之后,较多地融入中原艺术元素,形成西域、中原与敦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北朝装饰风格。纹样中除了云气纹、金釭纹外,其余都是西域纹样,不同的组合形式运用在石窟不同的位置,如火焰纹是专门用来装饰佛背光,忍冬纹、几何纹和云气纹数量最多,主要用来装饰窟顶人字坡和平棋顶,缠枝莲花纹主要装饰在佛龛龛楣和窟顶人字坡的条椽之间。

  隋代石窟装饰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珠纹和翼兽纹的出现与广泛使用,此外还有三兔连耳、缠枝忍冬纹、葡萄藤纹、菱格狮凤纹等。其中连珠纹有多种变化样式,如在连珠圈内绘骑士斗兽、对马、翼马、凤鸟、莲花等。在窟顶藻井四边三角垂蔓中装饰新的忍冬纹,这些纹样的出现与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萨珊王朝和中国的交往有密切关系。

  唐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繁荣时期,与西域的交流更加频繁,为敦煌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生机,新纹样不断应用在石窟装饰中。具有西域风格的葡萄纹、石榴纹藻井是初唐早期石窟的代表,而桃形莲花纹藻井和缠枝卷草纹边饰,则是初唐石窟装饰的主流。盛唐装饰纹样也更加繁复和华丽,其中尤其以团花纹藻井图案、卷草纹边饰图案以及人物服饰纹样为典型代表。五代、宋,在沿袭唐代纹样的基础上,再次翻新,形成了以团龙藻井为特征的地方风格。西夏、蒙、元时期,装饰纹样受中原王朝北方政权和藏传佛教艺术影响,纹样多模仿汉式建筑彩绘,以缠枝牡丹纹、花草禽兽纹、廻纹和卷涡纹最具特色,呈现出多民族、多元文化元素交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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